2015 年第 5 期贵州民族研究[月刊]2015 年 5 月版
住，后来由帐篷改为简单的房屋定居下来，形成 大大小小的村落，后来逐渐发展为一个西部小镇。 乾隆、嘉庆年间，山陕一带走西口的人数急剧增 加，且大多集中居住在今包头市东河区东西脑包、 南海子、南龙王庙、瓦窑沟附近。
包头汉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带来了先进的农业 技术，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包头商业的发展，其中皮毛业发展最为迅速。皮毛业的发 展带动了其他各行各业的繁荣兴盛，粮食、药材、 商旅、餐饮等行业也兴旺起来，奠定了包头水旱码 头的重要位置，包头进而发展成为西北地区的商业
重镇。1923年，平绥铁路建成并延修到包头，包头 更成为东南西北商品流通的水陆交通枢纽，“在旅 蒙商经营活动的影响下，包头城的规模日益扩大， 逐渐成为蒙汉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中心”。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一流行于内 蒙古中西部的民谚，生动地反映了走西口移民运动中，商业在促进包头兴起和繁荣方面所起的重 要作用。“复盛公”是山西乔家在包头的商号，
也是包头最老的商号之一。“复盛公”创始者乔 贵发，是从山西走西口来的移民。乾隆初年，为 了生存，只身一人到口外闯荡，途中随着商队到 了口外，干起了拉骆驼的活儿，有了一定的积蓄。 1737 年，乔贵发和一姓秦的伙伴来到了今包头土 右旗的老官村，靠磨豆腐、发豆芽赚得了第一桶 金。不久，他们就迁到包头，开始经营草料、蔬 菜、粮食等生意，成为包头最有实力的商业字号。
随着皮毛业不断兴旺，包头交通要道的位置日益重要，复盛公的掌柜们审时度势，办起了钱庄和 典当行，并派生出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坊、 复盛菜园等商号，同时监管处理商民纠纷和治安 事宜，直到1926年包头县的设立，可见复字号在 当时包头的影响力，因而才出现“先有复盛公， 后有包头城”之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 与明末清初直到民国期间的走西口移民运动相比， 包头民族关系有了质的改变。
首先，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包头民族关系的阶级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民从此当家做了
主人，结束了近代以来动荡的政治局面，民族平 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富裕的原则深入人心，
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 这为包头民族关系的嬗变提供了外部大环境。包头 是典型的移民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前，山陕一带走 西口汉族移民构成了包头市人口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包头市丰富的矿产资源，国家决定建立 包头钢铁工业基地，由于包钢的兴建，全国各地抽调技术工人来包头支援建设，职工及家属长期落户 包头，不断壮大包头市的人口数量，民族成分也不 断增加。随着包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周边农村、 牧区人口不断流动到包头，特别是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大大增加，各民族共性因素逐渐增多，不仅表现在服饰、饮食、建筑等显性层面，还表现在文化上 的互动，以草原歌舞为代表的草原文化越来越受到 各族人民的喜爱，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方式也越来越 得到推广，平等、互助、合作、和谐的社会主义新 型民族关系日益得到发展。
其次，包头民族关系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是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历史、地 理、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包头市经济总体上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差异很大。 昆都仑区、青山区、稀土高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要快于其他区、县、旗，汉族快于少数民族，城 中村发展快于其他边远旗县和牧区。二是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与相应服务滞后的问题。少 数民族人口大多生活在牧区、林区，相对于城市 来说，这些地区较落后、封闭，语言障碍影响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生活方式的差异让他们感到不适应，风俗习惯不同难以得到尊重，宗教信仰 受到场所等因素的限制。加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选择本民族人口多的地方居住，相对聚居的 生活状态容易引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比，甚至 引起心理落差，这些都不利于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调适。特别是回族饮食习惯的特殊性，不同 宗教信仰的敏感性使得东河区民族工作更具复杂性与重要性。
（二） 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启示 蒙古族是包头地区的世居民族，走西口移民运动使得大批汉族居民涌入蒙地，奠定了当今包头市的人口与族别比例基础。历时三个多世纪的 移民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蒙汉交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激荡与博弈，给当前处理民族问题带来一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