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原创：文旅大发现黄河文旅大发现2019-06-09
如今都说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可见实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性，现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引以为豪的实业品牌，比如格力、华为，咱们山西的太钢、汾酒。其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遭受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晋商就开始转型实业保家卫国。当时，为了捍卫山西的矿权，一批爱国志士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山西的保矿运动是全国保矿、保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保矿运动中催生的山西保晋公司作为山西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山西近代实业史上写下了宏伟的篇章！那么，保晋公司是如何在内忧外患中不断前行，不断发展的呢？山西实业的未来又是如何走向的呢？
晋商实业初创之保晋公司
保晋公司作为山西近代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自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冬季开始筹建，到1984年8月20日财产清理工作的基本结束，历时78年之久，开创了山西近代工矿业的新纪元，同时奠定了山西省基本的煤业格局。
梁娜：府公开出卖山西矿权的行为，引发全省人民赎矿保矿爱国运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太原群众争矿集会上，绅商代表渠本翘登台演说，明确表态与山西父老一道收回矿权。同时，以刘笃敬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着眼于收回矿权后的自办商讨对策，并将废约保矿目标锁定为“赎矿自办”。于是，山西实业人士开始酝酿筹建保晋矿务公司。保晋即保护山西矿产资源之意，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
这一场轰轰烈烈维护山西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运动，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下山西民族资本家们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可以说，这是晋商为了民族危亡集合，大家一起干的一件大事。
石涛：晋商放弃熟悉的领域去做不太熟悉的实业，主要有被动、主动和冲动三方面的原因。从被动原因上看，首先长途贩运，洋务运动开始，铁路和航运有了较大发展，以铁路为例，在甲午战争前全国铁路总长度大约400公里，到1911年已经达到8168公里。中国的交通运业的兴起，大大压缩了长途贩运赚取差价的利润空间，晋商手中的资金只能转移出来，另谋出路。
其次，票号发展到20世纪初尽管盈利能力依然强劲，但危机已经出现。从1895年开始，受甲午战争失败、外国资本入侵的影响，中国的官员、商人为挽救国家民族，纷纷投资近代工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实业救国投资近代工业的高潮。大机器生产的工厂数量急剧上升，到1898年各省投资在万元以上的企业已达230余家。近代工业的发展对金融业务有了新的要求，由于近代企业的规模远大于传统手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周转，因此对金融机构的存放款业务要求很高。票号是根植于传统手工业商业基础上兴起的金融机构，主营业务是异地汇兑。存放款业务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放款对象是官僚、商人、商铺、钱庄等，而且对信用要求极高，主要依靠熟人或找担保人。而近代工业需要构建起陌生人信用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晋商票号的业务也开始出现萎缩。加上转型银行失败，票号商的资金也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方向。
石涛：从主动原因上看，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张之洞等人开始倡导实业救国，以渠本翘、刘笃敬、乔雨亭等人为代表的晋商，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把资金投向并不熟悉的实业上。另外，投资兴办新式工业利润丰厚，受到国内投资热潮的影响，这些山西商人看到了近代工业的盈利能力。1902年，渠本翘花5000两白银购买了官办晋升火柴公司，他找到乔雨亭合股，添入资本1万3千两白银，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到1930年后，渠、乔两家各获利20余万元。
此外，冲动的原因主要指的晋商投资保晋公司并不是从商人利益出发做出的理性选择，而是在爱国热情感召下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做出的选择。从商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是冲动所致，保晋公司成立后一段时间经营业绩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但这一举动也反映出，当国家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晋商做出的舍小利，顾大义的选择，说明晋商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局意识。由此，晋商的商业资本开始向工业资本转移，晋商也开始从商人向企业家蜕变。
晋商实业的发展历程
20世纪30年代，山西实业从开始的小企业发展到大企业，从实力弱的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从片面军事工业化的企业向矿业、冶金、机械、电力、纺织、交通、食品等行业全面发展的阶段。其中铁路建设尤为突出，继正太铁路、京绥铁路之后，30年代建成通车的同蒲铁路贯穿山西南北，形成了向东、向南延伸的经济动脉。当时的西北实业公司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到1937年以前，西北实业公司下设轻重工业的工厂33家，包含纺织、火柴、印刷、造纸、皮革、煤矿、冶金、卷烟、发电、机车、日化、汽车修理等不同行业，是山西具有垄断特征的大型实业公司。
梁娜：没错，这个时期除了西北实业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做的也非常的不错，其中就有一个叫做斌记商行，它1927年成立的时候叫太原斌记五金行，因为经营业务扩展和战争，经历了两次重组，最后叫做斌记有限公司。
石涛：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上对棉纱的需求扩大，价格不断升高，在政府的号召下，中国的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山西也加入了大面积棉花种植的行列。棉花产量提高了，问题也来了。棉花是需要打包之后才能运销的，当时山西没有相应的工厂，收上来的棉花大多运到河南和陕西进行粗加工，打包成型。棉花打包机厂的利润十分丰厚，按投资6万元建厂，每天打包240件，一包盈利5元算，一年盈利43万2千元。于是，当时山西省政府决定建一座棉花打包机厂。这个棉花打包机厂就是刚才梁老师讲到的斌记商行承办的。再具体办事的过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石涛：规范化主要体现在招标制上。招标原则是符合建设要求，性价比高，不一味追求低价格，或不切实际追求高品质。科学性体现在工厂的选址和设备的选购上。选定风陵渡是在对交通条件、水质条件、原料产地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基础上的。购买打包机时，按照《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签订合同，合同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内容格式与我们现在外贸公司签订的合同大体相当。可见当时山西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斌记商行引进棉花打包机的另一个作用是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据史料记载到20世纪30年代末，太原纺织厂、榆次纺织厂、祁县染织厂、新绛纺织厂、太原毛织厂都已经开始以购买本国的机械设备为主，榆次纺织厂（战前叫做晋华纺织厂，战后更名榆次纺织厂），在1941年所使用的129台纺织机中，有9台就是本土自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风陵渡棉花打包机厂在内的山西对外国技术设备的引进，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客观上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和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兴起与发展。
经营范围越来越广，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晋商实业，在发展过程中，其实也离不开一些精英人才的付出，比如山西太平县人——刘笃敬，他是清末民国初年在山西民族资本家中的中坚骨干，也是近代山西民族资本企业家的楷模。
梁娜：首先，他对实业的经营思想是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关系很好，接受了维新变法的思想。
其次，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为了创办山西的电力公司，专门去日本神户进行实地考察。在今天的南肖墙创办了太原电灯公司，这个企业的创办在山西电力工业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曾任保晋公司的总经理，承担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修建同蒲铁路时候是太原到榆次段的总办。还担任过山西商会会长，通过商会会长的身份帮助其他经营不善的实业。1909年山西成立咨政局，他以候补五品堂衔任副议长。作为做实业的企业家，使他在政界和商界甚至是教育界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
晋商实业发展之启迪
晋商实业发展的历史给我们现代企业带来的启示非常多，归结起来可以用两个剥离两个转化来概括。第一个剥离是企业与商业的剥离，就像广誉远、杏花村汾酒这类企业，在传统社会属于手工作坊性质，这种手工作坊的特征是前店后场。而晋商成规模的长途贩运在一定程度上，将过去的店与厂进行了剥离，让商品长了腿，跑到更远的地方，因此造就了晋商的辉煌。
第二个剥离是家族与企业的剥离，民营只有实现家族与企业的剥离，才能够完成从家族利润最大化想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转化，与国际先进企业管理方式接轨。
两个转化是建立在两个剥离基础上的。即从商人向企业家转化，再从企业家向投资者的转化。现代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如果企业不能将非核心部门进行外部化剥离，就不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民营企业家如果不能分清家族利润和企业利润的关系，就不能从实际的经营中脱离出来，成为高效率资本运营的操作者。甚至会导致企业产权不明晰，管理效率低下，从而使企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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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那些事儿》
6月9日 晚7:40
